一场五线小城的家庭“战争” 笑起来慈祥的老太太

  文|吕亚思

  编辑|毛翊君

  “他们定吧”

  姥娘83岁,是个总用湿木梳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习惯沉默和抽烟,笑起来慈祥的老太太。大概二十天前,她感染了新冠,现在躺在病床上,一整天没吃没喝,两颊深陷,紧闭双眼,干枯的双手伸向空气胡乱挥舞。

  她一会儿笑,一会儿哭,透明面罩削减了她的音量。凑近了听,勉强能拼凑出“老天爷”“菩萨大人”“求求了”,以及一些难以分辨的词句。1月10日,住院半个月,她被第三次下了病危通知。

  12月20日她测出抗原阳性,几天后,我匆忙买的制氧机送到了家。我妈在电话那头说,你不要再往家里买这些东西了,没用,光制造紧张气氛。声音听上去很疲惫,“我快撑不住了。”说完这句,她挂掉电话。

  我妈是最早想让姥娘去医院做CT的。那时候我妈刚感染,反复发烧,乏力,主要是心里害怕。大舅走得早,这三十年,她一个不那么受重视的二女儿成了家里的老大。虽然伺候姥娘时间最久,但二舅和小舅是儿子,他们不表态,去医院这件事就做不成。这种观念,在这个北方家庭中约定俗成,没人质疑。

  中间有一天,我妈反复提出,最终二舅和我爸才带姥娘去了家附近的医院做检查。两小时都没排上队,老人被冻得差点晕过去。到家的时候,看到姥娘鼻涕止不住,冻得直哆嗦,我妈心疼坏了。她打定主意,就在家,不折腾了。

  他们也想过住院,可听说“医院里人乌央乌央的,每天都在死人”。最后,我妈和舅舅们达成共识——家里有什么药就吃什么药。姥娘有支气管炎,每年冬天都咳嗽,他们找出以前的止咳颗粒、感康、头孢。有些药过期了,我妈看了看不敢喂,两个舅舅说没事,才给姥娘吃进去。

  我在北京工作,12月上旬同事朋友相继阳了之后,就开始担心姥娘。我花高价闪送抗原,在网上抢购药都困难的时候,看见陆续有人在返乡。我就反复在家族群里提醒,少去超市聚集,提前备药和抗原,也接连寄了这些回去。

  可始终没什么人响应,他们都觉得,姥娘应该不会感染。12月中旬,小舅出现浑身疼痛等症状,还是去给姥娘送饭。在群视频里,我看到姥娘面部有水肿,嗓子沙哑。隔着手机,我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?她的眼皮已经肿得几乎遮住了眼球,摆摆手说,“都好,不要惦记。”

  那天,小舅后来发来消息:老人体温正常,不感冒,不咳嗽,就是腰疼,请家人们放心。我还是不放心,又让我爸去给姥娘测抗原。结果两次都是两道杠。我爸在群里说:娘咳嗽,有痰,不发热。我提醒了句,腰疼、咳嗽,都是前期症状,多关注她。

  姥娘的抗原测试结果。吕亚思摄

  当晚,我就接到小舅电话,说我看了你和你爸在群里的对话,你不要引导你爸。你姥娘没发烧,不可能是新冠。后来我再问姥娘病情,他们总回复:“今天比昨天好。”

  那会儿,家里人已经相继感染。姥娘很多年甲状腺功能减退,食欲差,体重大概只有70斤。这几年,她腿疼、行动越来越慢,去年摔过两次,每天要有人给她送饭,家里人来人往。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

  好几个晚上,我去社交平台搜索,有老人的家庭应该如何防范新冠,发现很多亲历者提醒,老人容易出现“沉默性缺氧”,需要准备血氧仪、制氧机等等。我赶紧去选购,很多店已经只有预售,换了三个平台问了五家店,才选到最快的一家,付款三天后到货。

  姥娘抗原阳性四天后,表弟在群里发来一张图片,显示她的血氧80。我截了张关于血氧低于93就很危险的图,又发了哪些情况应及时就医的文章,家族群里还是没人接话。

  我私下跟表哥表弟商量,必须送医院。我大舅走了以后,表哥上学、结婚,都是舅舅们和我妈操持的。这次,表哥觉得孙子辈去提是越俎代庖,不方便说。表弟和二舅的父子关系平时就紧张,他也不敢说。

  我还是跟表哥争取,说可以骗二舅要给小侄女看病,顺便带姥娘拍个CT。然后我给家附近的医院打电话,问好后告诉二舅,都安排好了,务必去。二舅犹犹豫豫地答应了。

  拍完,报告显示:心包积液,双肺感染。这家二甲医院的医生说,治不了,抓紧转院。姥娘又被送回了家。我问我妈,有没有再托三甲医院的医生看看片子?她回,“二舅他们说,以前咋吃药现在就咋样,不敢乱动。他们定吧。只要她不发烧,咱就都能接受。”

  有天晚上,因为我爸还没症状,就去看护姥娘,在客厅几乎坐了整晚。我妈知道后把他大骂一通,说他脑袋不灵活,万一熬出事怎么办。他今年57岁,前年患高血压住过院。他气得直哭,跟我说,当年他是看着姥爷、大舅在医院走的,怕万一姥娘真有什么坏情况,没法交代。

  到后来,他心理也不平衡,想着儿子们都不管事,我妈一个女儿指使着一个女婿,送饭,去医院,跑腿买药,跑前跑后。“你二舅也不想让姥娘持续吸氧,怕有了依赖症。”他偷偷告诉我,他们商量好,也别再告诉我病情,觉得现在去医院没用。

  当时我感染第三天,烧到39度,听到这些感觉眼泪流出来都是烫的。更难过的是,觉得人跟人达成共识那么难,孙子辈,尤其一个外孙女,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发言权。

  矛盾

  被第三次下病危后,姥娘终于从心内科转入呼吸科。她胡言乱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,医生怀疑患上脑炎,决定做腰部穿刺,要将一根尖细的针插入背部脊髓,提取脑部积液来做判断。

  “我就一个考虑,怕老人受罪。”病房里,小舅沉着脸反对。陪护以来,关于姥娘的治疗,主要由两个舅舅、我和表哥商量决定——四家各出一人。我问他,如果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,你能保证不后悔吗?他双臂环在胸前,眼睛看向地面。

 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发生分歧。

  “见不得你姥娘痛苦的样子。”姥娘住院那晚之后,我妈再也不敢去医院。后来我提了一句是否考虑送姥娘去ICU,她反应很激烈,“绝不让你姥娘一个人去那个冰冷的世界!”

  入院第二天,因为去给朋友父亲的葬礼帮忙,一天没露面的小舅晚上一身酒气地来到病房。看着姥娘戴呼吸机痛苦的样子,他几次要把面罩取下,“给她松快松快。”表哥和二舅赶忙制止——我们用了一天多时间,才让姥娘勉强适应呼吸机。医生说,这是在救她命,不能摘。

  争论险些演变为争吵。小舅从凳子上腾地站起来,说,你们管吧,我不管了。表哥沉默了一会儿,从衣兜里掏出烟,起身出了病房。

  在写着“禁止抽烟”的楼梯间,很多男性家属聚集在这里抽烟。凌晨了,这个角落空空荡荡,32岁的表哥靠在那儿擦眼泪。“我只想救我奶奶。”他说。我大舅,他爸,在他5岁的时候离世,这些年姥娘攒着退休金,一路供他读书、成家。有年,姥娘领着他回老家,从绿皮车的高台摔下,断了几根前胸的肋骨。

  表哥说,下病危时,看到小舅的样子,就知道他在想什么——“拉回家。”这些天在医院,我反感听到这些表达,“拉走了”——意味着人不行了;“回家吧”——表示家属放弃治疗。

  一天中午在电梯口,一个中年男人一直叫,“妈,妈!”他摇晃躺在床上的人。“拉走了。”后来我从医生那里得知,那老人七十多岁,心脏不好,感染新冠,没住几天就走了。“每天都有。”医生说。

  第二次下病危时,我游说我爸再去托一托医院里的朋友,咱再试试。那几天,小舅妈和我妈去给姥娘买了寿衣,说可以冲喜。小舅就说,实在不行,拉回家吧。

  小舅是姥娘最小的孩子,从小最受宠。即便在病床上意识混乱,姥娘看到小舅时,还是会弯着眼睛说,“天下的爹娘爱小的,你说是不是。”每回拔针时,小舅也不忍心使劲按压姥娘的血管。我们想尝试给姥娘用俯卧位通气,他坚决拒绝,怕那种姿势让姥娘骨头受伤。

  听说小舅年轻时欠了债,躲到农村,后来家人帮他还的钱。他现在快50岁了,喜欢喝酒,觉得以前不懂事,自己没办法。这些天,他也焦急,梦了很多次病床上的姥娘,“我没别的办法。如果真到那一步,你姥娘肯定想回到自己的家。”

  姥娘的呼吸机。吕亚思摄

  做腰穿那天,姥娘意外地安静下来。麻醉针扎进她脊柱时,她喊了几声老天爷,然后就不再做声,眨着眼皮,眼睛黑洞洞的。过去的几十年,姥娘一直这样隐忍沉默。听到姥娘在病床上手舞足蹈、大声唱歌,我妈哭起来,“让她唱吧,让她唱,她太压抑了。”

  她出生自农村的医生家庭,女孩子被要求不能出门,不能读书,只能在家纳鞋底,做活儿。上过几个月夜校,姥娘就作为随军家属到了临省小城,在洗衣膏厂做了十几年女工。姥爷当时工作忙,姥娘下了夜班,回家和泥打炭,照料四个孩子。

  姥娘跟我说,她只跟姥爷红过一次脸。那次,她在床头做针线,吵到姥爷睡觉,姥爷爬起来骂了句脏话。姥娘跟他说,你可以打我,但不能侮辱我。后来,姥爷走了,没两年大舅患口癌也走了。大舅是最有出息的,可那时候才三十多岁,姥娘哭到掐人中才醒过来。她一个人把家撑下来,现在每个月提醒我妈去银行,帮她把退休金存进存折,为了后代能多领一年是一年。

  在我的成长里,直系祖辈只有姥娘一个。我爸妈以前上班忙,常把我放在姥娘家。跟我妈不一样,她性格温和,总抿着嘴,弯着眼睛冲我们笑。学前班那年,我参加讲故事比赛,得了个倒数,全家人围着我不停地问。我快哭了,姥娘坐在圆桌另一边缓缓说,咱们不问了,孩子累了,冰箱里有饮料,去喝吧。

  后来我去外地读大学。每次走之前,她都给我钱。年纪越大给的越多,她晃悠悠地站起来,从裤兜里掏一串钥匙,打开她屋里的立柜。从小我就觉得那个立柜特别神秘,一定是有重要事情,她才会打开。后来有一回,我贴在她身后往里瞅过几眼——原来里面就一些旧衣物,几张存折,破铁盒子,一些纸钞。当时她身子佝偻得只到我的鼻尖,取了钱转过身,每次说的话都差不多,“道儿上远,火车上买点吃的。”

  这几年,我一离家,她就哭,隔着门说一句:“到了给家里来个电话。”可好几年前,家里的座机早就停了。她一直把我送到楼梯口,看着我离开。我们之前谈论过疫情,姥娘模糊地知道,外面在闹“传染病”,这三年她常提醒我,自己在外面多小心。

  姥娘检测出核酸阳性,到住进本市仅有的两所三甲医院之一,过了整整七天。在过去的十多天里,我总在反复想:如果早点住院,如果早点服用特效药,如果转进呼吸科……她的病情会不会不至于如此?

  查出双肺感染的那晚,二舅在回家路上跟表哥说:“不是我不想送,是你叔叔没路子,怕送不进去。”二舅是个老实的中年人,在单位里当了三十年普通职工,五十多岁了,有时跟同事打电话还会脸红结巴。

  那一晚,我不断在网上问诊,挂了北京几家医院的号,又托朋友找医生咨询,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:老人血小板41,血氧80,不去医院的话,最多在家里挺一周。我把问诊截图全部发到群里,夜里,小舅终于决定托托关系。他辗转找到一位同事的老同学,对方在医院里有职务,给留了一张床。

  隔绝的衰老

  面对陌生的、有气直挺挺地吹进呼吸道的机器,姥娘很抗拒。透明面罩勒得她原本水肿的眼睛更加肿胀,每隔几分钟,她就伸手拽面罩,张圆了嘴叫,摘下来,给我摘下来。

  我妈当即就有点后悔,把老人送进医院受罪是不是错了。我握住姥娘瘦得只剩骨和皮的手腕,心想,让她这么痛苦地活着,她愿意吗?

  我握着姥娘的手。吕亚思摄

  这一晚,姥娘和我们谁都没睡。她整晚在挣扎着想挣脱呼吸机,我们轮换着看管她。深夜,医院的走廊里,只能听到心电监测仪嘀嘀的报警声,和姥娘的呻吟。舅舅们和表哥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我妈裹了两层羽绒服,踱来踱去,还是觉得冷。

  后来小舅才跟我说,他怕了。那段时间,在这座五线小城他认识的人中,阳过之后去世的就有四个。其中有他发小的父亲——这位85岁的爷爷患糖尿病,感染后输了几天液不见好转,医生要求转院,120拉着去了当地仅有的两家三甲医院,都不收治,后来在途中走了,就在姥娘住院当晚。

  无法否认,半个月的全天护理,对全家人的意志都是一种消磨。小舅已经很多天没去过单位了,二舅和表哥白天也几乎用来补觉。我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破,年假已经用完,跟领导请假时,耳根发烫。

  “没用的老婆子,不是个人了。”这几年,姥娘总说,她希望自己仍然可以为这个家做出贡献。甲状腺功能减退后,她有时一个小瓷碗盛的饭能吃两顿。她从来不说自己不舒服,不想去医院,不想做检查,怕麻烦儿女。腿疼、乏力起来,就挪到抽屉旁,吃几片去疼片。

  现在家里所有人才发现,对她的衰老一无所知。早年我看见她枕头下有把老式剪刀。她说人老了总做两种梦,好梦,梦里有菩萨大人;坏梦,她要用剪刀对抗那个。她没跟我说过坏梦里有什么,只说梦到菩萨就乞求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。我现在意识到,她的世界一天天与我们隔绝,在独自面对衰老。

  这次从北京回来后,姥娘很少能认出我。也许这个远在北京的外孙女,离她的生活也越来越遥远。这几天,她更是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家里所有人,神经质地挥舞双手,吵闹喊叫。

  有一天小舅突然问我,医生今天有跟你说什么不好的话吗?后来又说,这样治下去,真的有意义吗?表哥也问我,如果姥娘出院了,回家后,要怎么照料呢?我一个都答不上来。

  最近这些天,小舅总在姥娘的病床前谈论生死,还有一些坊间迷信传闻,听得我心烦。他中学毕业后,就在社会上闯荡。中年才收了心,回到单位里上班。后来我索性打断他,我说小舅,以后只说吉利话吧,万一姥娘有意识,她能听见。

  一天,病房的蓝色围帘后面传来声音。“你傻了,屙屎屙尿,熬死人。”隔壁床是一位刚入院三天的老太太,92岁,感染了新冠,心衰,也突然认不得人了。她正闹着要把留置针拔了,缝被子。陪护的是她的一儿一女,看上去都已年过六旬。

  “你快死了算了!”她的儿子先吼了一句,女儿也跟着补了一句,“就是,死了算了!”

  白天,医生来了几次病房,问她儿子装心脏起搏器吗?不装。儿子没有犹豫。“年纪到那儿了。”他平静地对医生说。“那一会儿来办公室签字。”说完,医生离开了病房。

  我和小舅正在给姥娘物理降温,她有点低烧。递毛巾的时候,小舅抬起眼看向我,谁都没说话。

  我趴到姥娘耳朵边,跟她说,再坚持坚持,“咳嗽”很快能治好了。她好像还是听不到我的话,双目紧闭,嘴里发出“啊”的长鸣。当时我想,老人们真可怜,想生还是想死,似乎并没有人真正问过他们的意愿。

  怪我们不懂

 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,甲泼尼龙琥珀酸钠、阿兹夫定、抗病毒药物全部用了一遍。到现在,输的液只剩钾、白蛋白和氨基酸。医生说,几乎没有药再可以用了。

  血气化验显示,姥娘的二氧化碳分压升高,医生怀疑肺部发生了“二氧化碳潴留”。这意味着,她身体里有二氧化碳没能排出体外,严重的话,会休克甚至死亡。

  医院的走廊里,心内科主管医生在我对面叹气:“今天这种情况,看来是真的不行了。”几个小时前,隔壁床的主管医生对她的病人说,“现在各个科室对治这个病(新冠)都没太多经验。”

  姥娘还在病床上发出无意识的声音,她嘴部无意识地圆张着,奋力用嘴呼吸——入院之前,她的肺部CT显示,肺部呈毛边玻璃状。因为身体太过虚弱,半月以来,她无法再去做CT复查,医生也还不能对她目前的肺部状况做出判断。

  姥娘每天的吃药安排。吕亚思摄

  一切像是回到了半个月前,刚入院那天,姥娘躺在靠近角落的病床上,也是嘟囔着胡话。一会儿闹着要下床去卫生间解手,一会儿问门口奶箱里的牛奶取了没有?似乎陷入了某个曾经的生活场景。

  “心脏的问题暂时解决了。”心内科医生告诉我,暂时没有猝死的风险。她的肺部被病毒攻击到何种程度?是否患上了肺性脑病?但面对这些问题,医生无法回答。

  我跟我妈说,姥娘每天都在变好,但其实我非常焦虑。我发现,自己获得的常识、信息,在一个130万人口的地级市的中国式多子家庭中是失灵的。对于很多认知以外的东西,舅舅们习惯性地抗拒。比如一进医院,医生说输蛋白吗?上呼吸机吗?用阿兹夫定吗?“再想想。”他们的第一反应全部都是抗拒。

  可到后来,医院里连白蛋白都供给不够,姥娘蛋白很低,几天没能输上。我爸不得不挨个药店跑,最后找到两瓶,一瓶550。老板说,昨天进了100瓶,卖得就剩20瓶了。

  后来,小舅掀起姥娘的被子,几乎每次都会叹息,他说以前从没发现过,姥娘的腿瘦得只剩骨头了,细得几乎一只手就能握住。有一天我在倒尿袋,听到有人在吸鼻涕,一抬头,二舅握着姥娘的手,涨红着脸抽泣,额前露出灰白的头发。“怪我们,没知识。送(医院)晚了。”舅舅们都是国企的普通职工,当年子弟包分配时进去的。

  姥娘的尿袋和排量记录。吕亚思摄

  我也在为自己没能过早介入而自责。这段时间,我脑子里全是关于新冠的那些药名,做梦梦到的也是这些。人在焦虑的时候,就觉得总得做点什么。从北京回来时,我先花550块买了一瓶阿兹夫定。几天后,买了印度版特效药,2500块。后来我在网上看到,仿制药成分造假的消息越来越多,没敢给姥娘吃。

  在她感染第十几天,我终于拿到了那盒白蓝色的特效药。没跟家里任何人商量,我花了一万二。从北京回来那天,听说社区可凭处方购买辉瑞Paxlovid,我托朋友帮忙留意,也跑了几家北京的医院,都没能买到。

  其实,那时候朋友那里有渠道可以拿到一盒,但面对一万以上的价格,我犹豫了。后来其他朋友提醒,可以在京东互联网问诊,开处方购药。但连续蹲了三天,也没成功。12月30号晚上,医生第二次把我们叫到走廊上,说还是做好心理准备。那天夜里,尽管很清楚这药的最佳服药期是感染后五天内,但我想还是要试试,就托朋友找了渠道。

  但最终,药还是没给姥娘用。一天凌晨五点,她血氧突然从90掉到60,胸口卡了一口痰。叫来的医生和护士看上去显得无措,那口痰最后是二舅硬拍出来的。看到这种情况,我们放弃了用药。我查过这药的副作用,怕如果出现血栓之类的意外情况,医生处理不了。

 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危重症的治疗信息,一点点拼凑,自己理解和猜测。我又把姥娘的情况写成文档,给很多朋友发去,希望可以咨询到一些治疗新冠有经验的医生。有天凌晨,在微博上看到武汉一位医生分享重症治疗情况,就在线上问诊平台上发消息,但最终也没被接诊。

  我每天都会输入很多次姥娘的身份证号,查询她的化验数据。每刷新一次,紧张得像查考研成绩。可看到数据,又会陷入新的困惑。有天我差点跟护士吵起来。她说,现在的人就爱在手机上看病。我说,如果你们经验足的话,谁还去查呢。

  病房里,多数是形销骨立的老人,还有疲惫的中年人,他们蜷缩在走廊和病房的陪护床上。我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个中年女人,她一瘸一拐的,以每天5块的价格向家属出租陪护床,供不应求。

  姥娘住的是普通病房,一间四床病人,这几天还加了一床,全是感染新冠的。靠窗那家病人准备出院,新的病人就在走廊等着了。护士进来说,要整理床了,先坐凳子上。女儿不乐意了:人还没办好出院就撵人?

  姥娘是目前这个病房里住得最久的,已经出院十床病人,她还时而清醒时而糊涂,我们想着能继续住着观察。

  不想让我妈没妈

  有天,我在病床旁收到我妈的消息:“你几点回家,妈妈想你。我很少害怕,后背发凉,我到底咋了?”

  我妈是个粗线条的人,大大咧咧,很少表达情感。我感觉到她心理压力很大。姥娘年迈的这些年,我妈每天去照料,给她洗衣服、洗脚。这次,我妈出现发烧症状那天,怕传染,凌晨4点从姥娘家逃一样地跑了。

  我无法确定除了对姥娘的感情以外,我妈的压力有没有一部分,来源于怀疑是自己传染给了姥娘。一天夜里,我跟表哥推算了家里人感染的时间。他说,不要问她,这话永远烂在肚子里。

  我妈整夜整夜地睡不着,说自己脑子里安了一根弹簧,会突然弹出来使她惊醒。她总在深夜里回顾被忽略的一生:一个平庸的二女儿,为了照看两个弟弟,9岁才上学。在所有集体生活中,因为年龄大,她自卑、庸碌,又平稳地过到现在。她说她很少快乐。

  可她不怨恨她的妈妈。“她一个农村妇女,懂什么重男轻女。”黑夜里,我妈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。她反而懊悔不已,觉得过去自己不该有那么多任性的时刻,“如果你姥娘好了,我再也不气她了。”她觉得自己没照顾好自己的妈妈,说着说着,哭起来。

  我妈很少哭,也很少主动去医院。可最近,为了快点让自己从感染的状态里恢复,能去照顾姥娘,她已经挂了三次号,看了两次中医,还总觉得自己乏力、心悸,动一动就浑身难受。中医告诉她,“感冒没好透。”她更焦虑了,几乎每天问我:“一个感冒,我怎么还不好?”

  我索性白天黑夜都在医院。我妈倒了,我就要顶上。另一方面,我希望能参与到治疗过程中,减少对延误的后悔。

  有天临出门去医院时,就因为我没穿秋裤,我妈跟我吵起来。那时我已经陪护快20天,意志逐渐崩盘。我和表哥、两个舅舅,四人一天两班倒。白天要完成的事很多,喂早饭,喂很多难记药名的药,每隔两小时翻身,雾化,戴呼吸机,物理降温,每一个环节都谨小慎微。很多个中午,我几乎要五分钟吃完一份炒面,然后跳起来给姥娘拍痰,她太虚弱了。

  在我即将推门出去时,我妈语气降下来,“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,不能再有事了。”

  另一个清晨,也是我正准备去医院时,我妈突然抱住我说,“妈妈谢谢你。”她还在介意,这些天是我替她去了医院。实际上我在想,不想让我妈没有了妈妈。

  1月6号,姥娘住院十多天后,情况相对平稳,我带我妈去看了她。进病房的时候,姥娘正被搀扶着坐起来吃早饭。我妈凑到她耳边说,“娘,我是你的女儿,来看你了。”又告诉她,“娘,你种在家里的朱顶红我都有浇水,花开了。”

  这么多天,姥娘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我妈,可她忽然睁开眼睛,“想死我了。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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